“《四书通论》教材研讨会暨中国哲学研究生教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举办“四书通论”教材研讨会暨中国哲学研究生教学交流会。该教材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徐家兴主编，成功入选教育部第一批新时代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与培育原创项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哲学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向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项目主任、编辑齐传华，国家大中小学校德育融合教材基地执行主任吴晓云，清华大学常务副教授、校副书记赵景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丁思新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人文学院教授、研究生处处长唐明贵，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孔子文化学院副院长宋立林等嘉宾出席研讨会，围绕中国哲学“四通”教学及哲学课程进行研讨。 “《四书通论》教材研讨会暨中国哲学研究生教学交流会”现场。崇明/摄 正如《四书通论》简介中提到的，自南宋以来，“四书”逐渐获得了仅次于“五经”的地位，其在思想和教育领域的优先级高于“五经”。 “四书五经”理论发展于元代，明清时期普遍盛行。 20世纪，中国思想结构的变化在当今社会，人们普遍鄙视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传统思想文化，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也十分薄弱。但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调整了传统思想文化政策，肯定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鼓励传统思想文化的创造性创新和现代诠释。为此，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空间。活动现场，戚传华在致辞中表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四书”的现代解读和创作修订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 “在教材的应用和编写过程中，g团队始终坚持原创性、时代性、适应性的原则。 “既追溯了四书文本的经典意义，又引入了新时代的语境，挖掘其当代价值，努力实现传统智慧与现代教育的融合。”吴晓云强调，该项目是专家学者致力于优质教材建设、实现基础教材建设支撑体系全方位的典范，是以教材形式传承文化、构建自主知识的重要实践。作为《四书通论》的作者，徐家兴表示，学术界关于“四书”的书很多，但关于“四书”的书却很少，只有日本佐野浩二的《四书通史研究》，因此，《通论》一书的作者是《四书通论》。“研究四书，必须分清论语、孟子、四书和四书。”在徐家兴看来，四书可以从广义和严格两个角度来理解。从广义的标准来看，凡是分析和讨论《大学》、《中庸》、《论语》和《论语》的文章、书籍和讨论。 《孟子》无论是训诂、学说、长短、书信，甚至是励志话语，只要有意义、有价值，都可以纳入《四书》，其时间范围是从这四书产生之日起，其篇幅也不限于中国，从严格的标准来看，《四书》是儒家经典在一定时期才发展起来的新体系。朱熹合编《大学》、《学说》。《中庸》、《论语》、《孟子》并加以注释，形成了《大学》、《教义》、《论语注》、《孟子集注》，标志着“四书”的真正形成。确切的时间一定是在朱子的晚年。在徐家兴看来，四书完成了迎接挑战的历史任务。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景林认为，《四书通论》延续了徐家兴《儒学实义——朱熹四书研究》的学术思路，并对其进行了拓展。全面讨论历史以及整个“四书”的思想学术内涵。李景林表示，经典体系的发展和思想的创造是相互结合的两个方面。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五经’和‘四书’。‘五经’的内容重在政治、礼、史；‘四书’的内容重在品德、教育、工作……面对儒家价值观的影响，宋儒以继承圣教的儒家形式为目标，从汉代的“五经”转向唐代到“四书”，建立了以“四书”为主、“五经”为辅的经典体系，其思想取向从政治、历史转向《周易》、《庸》的思想本体论和教育论，呈现出以太极、理气、李渔、性行为主的体系，李景霖进一步说：“宋代儒家确立的经典“四书”体系，强调心性的道德原则，注重个体灵魂的劳动和教育，注重公民社会和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在培养人文素质方面，苏夫儒家经典的“四书”体系仍然有效，不需要刻意改变，至少目前不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写好《四书通论》，在高校实施《四书》经典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李香君谈到哲学写作和哲学史。李香君说，“我们以前关注的是中国哲学，或者说中国哲学。现在我们做的大部分是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它主要关注的是哲学和历史学科中的问题。第一。”李香君以中国哲学史为例，“中国哲学史也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写：一是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二是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另一个是关于历史中的哲学。李香君直言，近几十年来，我们强调中国历史哲学强调“全面性”，而中国哲学史则强调“普遍性”。虽然两者都在历史的范围之内，但中国历史哲学往往与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的联系更为密切。从这个角度来看，李香君认为《四书通论》更接近中国传统历史文化。 《四书通论》由七个专题模块组成：四书概述、朱熹四书、四书文本解读、四书主要概念、四书四乙。国外书籍通过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的方式，探讨《四书》的形成历史、基本思想、文化影响和现代意义。唐明贵表示，《四书通论》首次将“宗教四书”和“海外四书”作为独立的学科，超​​越了传统四书“以中国为中心”的局限性——前者侧重于四书与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互动（如佛释佛、儒释佛、释佛等）。后者涵盖了四书在朝鲜、日本、越南和西方的传播，展示了四书作为“东亚文明的公分母”的普世价值。另一方面，有人提出“四书为理学与儒家的结合”：它与纠正了“四书只是理学”的片面观点，强调其“既经（注释形式）又哲（阐述理理）”的两个特点。记者/编辑何安安/校对何野/赵琳